【環球時報駐日本特約記者 蔣豐 環球時報特約記者 馬芳】剛結束的日本地方統一選舉堪稱一片混亂。首相岸田文雄遭“憤怒的青年”自制筒狀炸彈襲擊，有驚無險；眾議院和參議院收到寫有“只有恐襲才能改變國家”等內容的恐嚇郵件；國會咨詢窗口收到題為“我即將殺死日本首相”的恐嚇郵件；競選岐阜縣多治見市市長的高木貴行在停車場被71歲的疑犯鎖喉撲倒……當一些日本政客聯想到去年7月前首相安倍晉三遇襲身亡，高聲譴責政治暴力是“對民主的挑戰”時，日本普通民眾更關心的是：為什么現在日本的戾氣迅速滋生，身邊的惡性事件明顯增多？一向因有“安全神話”而聲赫全球的日本，到底是怎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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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社會“三觀”正在發生變化
日本社會治安正變得令人“不安”，除了對安倍晉三、岸田文雄等政治人物的“獨狼式襲擊”成為國際熱點新聞外，也有很多令人感到震驚的社會案件報道。2月20日，橫濱市一名78歲的老人在路上行走時被一名男性用棍子擊打頭部致死；3月21日，5名日本男子假扮成煤氣公司工作人員，在東京都豐島區入室持刀搶劫2名中國人；4月13日，青森縣一棟民宅發生疑似人為縱火，致使5人死亡；4月15日，在北海道旭川市某便利店內，一名男子用刀刺傷一名55歲女性店員，并將作案過程進行網絡直播；4月21日，在愛知縣知多市，一名43歲無業男子用刀割斷一名80歲老人的喉嚨……
《環球時報》記者在日本生活30多年，最近看到這些與犯罪案件有關的報道，內心的感受只能用“震驚”兩字來描述。曾在中國留學多年、擔任過日本八王子市議員的原田繁也告訴記者，“現在看來，日本社會的‘三觀’正在發生變化。”
美國《時代》周刊2007年曾做過一項有關國家形象的調查，當時日本位居世界第一，其中一個“加分”因素就是社會治安好。在英國一些機構公布的“適合單獨出行的旅游安全城市”排行榜中，東京、大阪等日本城市也名列前茅。但最近幾年的現實是，安全的東京都犯罪案件明顯增多。據日媒報道，從3月中旬至3月末的10余天里，東京都內至少發生了5起入室搶劫案。日本警方今年2月公布的2022年犯罪狀況統計報告顯示：警方掌握的刑事案件去年超過60.1萬起，較2021年增加3.3萬起，增幅為5.9%；街頭盜竊、傷害等“街頭犯罪”的數量超過20.1萬起，同比增加14.4%；縱火、強奸等嚴重犯罪案件同比增加8.1%。
2022年10月，日本警方曾請5000位年齡在15歲以上的居民參與網絡問卷調查，結果顯示，認為“日本治安很好、可安心生活”的受訪者為68.6%，相比2021年同期下降7.3%。認為近10年治安“有所改善”的僅有14.9% ，同比下降5.9%。而認為“惡化了”的受訪者為67.1%，較前一年增加3%。對此民調結果，日本警方分析認為，受訪者或許是因安倍遇襲事件的負面影響才作出如此消極的判斷。
日本警視廳3月中旬公布的統計數據還顯示，2022年日本查處的網絡犯罪案件數量多達12369起，創下歷史新高。面對嚴峻的治安問題，在日本警視廳4月初召開的一次會議上，警視總監小島裕史表示：“雖然一些嫌疑人已被逮捕，但接連發生的兇殘且卑鄙的犯罪行為仍然讓市民感到不安，因此我們堅決不能放松對策。”
“年輕人產生一種偏愛、偏執甚至偏狂的欲望”
日本《每日新聞》21日刊發評論稱，前首相安倍晉三去年7月在奈良遇襲身亡后的社會輿論導向，是縱容和誘導恐襲多發的原因之一。
去年8月，日本《產經新聞》曾預測性地寫道：“社會上一些對嫌疑人山上徹也的肯定言論，必然會誘導恐襲的再次發生。”媒體曝光兇手山上一家被與政治家有牽連的新興宗教迫害的悲慘經歷后，社會上一些人對其產生同情。有人向被拘押的山上捐款捐物，還有許多民間團體聯名請愿，要求為其減刑。就在岸田文雄4月15日被恐襲的一天前，日本法政大學的一位教授在網絡節目中表示，“暗殺（安倍）成功了，可太好了”。
日本著名電視評論員辛坊治郎近日在新聞節目中質疑說：“恐襲岸田首相的疑犯，目前涉嫌的罪名居然是‘妨害業務罪’，最高也就判3年徒刑。從常識上考慮，他涉嫌犯的不應該是‘殺人未遂罪’嗎？”這種刑法上確定罪名的混亂降低了犯罪成本，已成為惡性事件多發的誘因之一，并引起日本政府的重視和法學界的討論。
日本龍谷大學犯罪社會學教授津島昌寬在接受《環球時報》采訪時表示，“日本社會是一個集體主義的社會，媒體對案件集中、長期化的反復報道，對疑犯或兇手行兇理由的分析，對其家庭環境和個人處境事無巨細的挖掘，再加上這些內容在社交媒體上的傳播與發酵，容易讓普通民眾將兇手的情況跟自身的境遇相比較，然后產生某些同感。”
日本著名記者、作家青沼陽一郎認為，“犯罪率增高，與新冠疫情下人們面對面接觸減少、在網絡上陷入信息繭房有關。如想模仿恐襲首相或搞無差別屠殺的人，在網上只會注意大家對這種行為的贊美和肯定，陷入自我封閉的世界觀，意識不到道德感的缺乏。”
擔任過日本橫濱大學校長的加藤祐三教授在與《環球時報》記者交流時表示，襲擊安倍晉三和岸田文雄的嫌犯有這樣幾個共同的特點：第一，他們在少年時代都曾遭受過父親的家庭暴力；第二，他們都曾生活在與母親相依為命的單親家庭；第三，他們的就業以及職場生活都不順利；第四，他們都是“網蟲”，并從互聯網上尋找可以發泄個人情緒的犯罪方法；第五，他們都是“宅”在家中，與社會環境脫節，屬于“社會邊緣人士”；第六，他們都傾向于通過暴力手段凸顯自己的存在感；第七，他們都參加了新興宗教組織。加藤祐三認為，他們身上存在的問題，都是這幾年日本社會戾氣增加不可忽視的原因。
長期從事社會問題比較的原日本時事通訊社常務八牧浩行告訴《環球時報》記者：“現在，日本社會的年輕人從表面上看呈現出一種‘無欲’的狀態，不愿意購房，不愿意結婚，不愿意生孩子，但這只是一種表象。因為人本身一定會有欲望的。正常的欲望喪失，就會產生一種偏愛、偏執甚至偏狂的欲望。這個問題應該引起重視了。”
有分析認為，近幾年日本物價上漲，導致民眾生活水平下降，一些人內心積累了太多的負面情緒。厚生勞動省發布的《國民生活基礎調查概況》顯示：目前有超過半數的日本家庭感覺到生活壓力。
日本中央大學名譽教授姬田光義告訴《環球時報》記者，“在經濟整體下行的大環境下，普通人的抗風險能力大大減弱，意外或疾病等重大消費支出都會給整個家庭帶來非常大的負擔。再加上普遍社會心理預期和發展信心不佳，日本社會的壓力增加，少數人容易鋌而走險，誤入歧路。”
今年年初，一名年輕人持刀闖入東大阪市一家便利店，搶走5萬日元現金。令人驚訝的是，他并沒有傷人意圖，甚至在逃走前還留下了一句“對不起”。此類被日本人稱為“文明搶劫”或“謝謝搶劫”的案件近來有所增多，且搶劫者平時看上去都很老實。輿論分析認為，“文明搶劫者”的犯罪動機或許是因為生活所迫，如有的人疫情期間被解雇后為生存動了邪念。很多日本人呼吁，只有讓國家找到新的經濟增長點，惠及更多民眾并優化完善“兜底”的社會保障政策，才會讓普通人在陷入困境時擇善而從，避免行差踏錯。
日本還是一個令人安心的國家嗎？在日本華人律師翁道逵看來，日本治安整體上仍保持相對安全的水平，良好的社會風氣和社會秩序依然存在。他告訴《環球時報》記者，無論是在日生活的華人華僑，還是近期要到日本旅游的同胞，大可不必因為最近的刑事案件就對日本治安持有恐慌，只要保持小心就可以。
日本變得“不再那么安全了”
在一些研究和關注日本的學者看來，日本在二戰后給國際社會的形象是安全穩定、社會治安良好，但近年來惡性案件和街頭襲擊多發，在一定程度上會打破日本社會“安全穩定”的國際形象，讓外界覺得日本變得“不再那么安全了”。
遼寧大學日本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員陳洋近日和已在東京都工作生活了7年的小程交流時了解到，7年前日本媒體上報道的殺人放火案件主要發生在一些人口稀少的偏遠地方，而最近幾年在東京、大阪等大城市也時常會發生殺人放火案件。小程說：“我家附近去年就曾發生一起殺害小學生的案件，非常恐怖，與剛來時相比，日本社會變得不再那么安全了。”
“高失業率、經濟不景氣、物價高漲等是導致日本社會治安愈發惡化的表層原因，但從深層次來看，則在于日本社會的階層固化。”陳洋告訴《環球時報》記者，近年來日本社會階層的自由流動明顯受阻，如很多政治家的孩子成年后仍參與政治。這在不久前結束的國會議員補選中就可見一斑，自民黨新人岸信千世成功接過了其父親、前防衛大臣岸信夫的選區，成為新任眾議員。相較于從前，普通人可以通過讀書考學來改變人生，也可通過參加選舉來表達政見，推動公共政策制定與調整，但時下這在日本變得越來越難了。他表示，由于社會階層的固化，以及新冠疫情和經濟不景氣因素疊加，導致一些社會底層群體不滿情緒日益增加，不斷做出一些極端或消極的事情，進行發泄、報復以及從中獲得自我滿足感。
對日本社會為何變得愈發“不安”、社會戾氣日趨嚴重，日本各界有一定反思。日本某主流大報的一位駐京記者感慨說：“很多人一直認為是在日外國人導致日本治安惡化，但現在看來，是我們自己破壞了治安的穩定。”
日本《讀賣新聞》去年在一篇社論中寫道：“人們沒有安全感，這是否與社會不穩定帶來的心理影響有關？如貧富差距加大和自殺率居高不下。”日本知名預防犯罪顧問京師美佳分析說，近年來日本經濟衰退導致的物價上漲和收入不平等也是導致犯罪增加的主要原因之一。日本大學危機管理學系教授福田充認為，打擊和遏制犯罪的方法就是必須縮小貧富差距和改善教育現狀，以創造一個人人都可以舒適生活的社會。
《日本經濟新聞》文章認為，在海外蔓延的恐怖主義也會給日本國內的安全狀況蒙上一層陰影，日本有必要研究其他國家的反恐體系和應對方式，并加強相關部門之間的合作，以防萬一。此外，為獲得更多合作和支持，還有必要向公眾加大宣傳恐怖主義的危害和反恐的重要性。
但也有些日媒和意見領袖還在粉飾日本的社會治安問題，一味強調“近期發生的各種社會案件只是個案”，并不能證明日本已成為“風險社會”。甚至日本電視網（NTV）有文章分析認為，“街頭犯罪”增加的可能原因之一在于，新冠疫情讓很多外出受限，隨著日本放寬疫情防控政策人們重返街頭，才導致犯罪率上升。
對此，陳洋分析認為，日本雖然有很多持不同立場的大眾媒體，但在涉及維護本國國際形象和國家利益的時候，它們的總體態度大多是一致的，這實際也就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著普通民眾對現實社會各種矛盾長期激化的感知。他告訴《環球時報》記者，日本政府若不盡快設法解決本國存在的一些根深蒂固的社會矛盾和問題，那么只會增加民眾的不滿與壓迫情緒，埋下更多的社會隱患。很長一段時期內，作為發達國家的日本在國際社會的影響力主要基于“經濟大國”和“治安良好”。如今，日本的經濟長期深陷低迷，今后若社會治安再不佳，那么必將令日本的國際影響力大打折扣，也會讓日本的“軟實力”受到沖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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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Rex_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