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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南方+”報道，廣州一位女子，之前囤了一盒體溫計，最近小區群里有鄰居反映缺體溫計，她就把多的11支體溫計拿出來送給了大家。
這樣的事在當下有很多。還有更多分享藥物的。一盒布洛芬，通常有16顆以上，而一個人4顆就足夠了，我們小區就有人把布洛芬分享出來。
成都有名的白夜酒吧，主理人是著名詩人翟永明。她自己買不到藥，靠朋友贈送才有了保障。這給她很大啟發:農村有很多人買藥困難，為何不發動大家幫忙呢?于是，白夜發出號召，呼吁人們捐出多余的藥物，再聯系有急需藥品的鄉村。目前，他們已經發出了第一批退燒藥到四川農村。
最近幾天，全國各地都在上演“搶藥”“囤藥”戲碼，造成大面積買藥困難。坦白說，這是一個人類難題。我在日本訪學的時候，臺風來臨之前，也是所有超市都被搶購一空，這就是人的天性。但是，我對此也并不太擔心:出于恐慌搶到的藥物，并不會全部吃掉，接下來會有一個“二次流通”，很多人會給親戚、朋友，乃至寄到遙遠的鄉村。
只要人和生產要素是可以自由流動的，就不會有真正的短缺。我周圍的朋友，有不少在發燒的時候根本沒有藥物，但是都很快就能收到朋友、鄰居的饋贈。即便是在河南農村老家，“藥都賣光了”，我七十多歲的父親仍然找到了退燒藥和治療咳嗽的藥。
這里有一種中國人特有的應對危機的習慣。囤貨是防范于未然，而不是因為人們自私。遇到苦難的時候相互幫助，仍然是社會的主流意識。在所有的“互助”中，尤其值得欣賞的是小區內鄰居之間的互助，在大城市，這樣的互助也更普遍。
疫情的早期階段，人們恐懼“陽性”，有的地方甚至發生了呼吁把陽性鄰居拉走的事。12月初在某個大城市，還曾有一個引起熱烈討論的問題:鄰居陽了，是否愿意接受他居家隔離?這背后是疫情對鄰里關系的復雜影響:不管如何，以隔離為核心的防控，容易讓鄰里關系變得緊張，并且減少總體上的社會信任度。
而在防控措施持續優化之后，我所在的小區群里，第一個說出自己陽性的鄰居還有點小心翼翼，但是她沒有引來任何指責。大家仿佛一夜之間全部變成了科學主義者，都在安慰她。實際上，陽性很快就大量增加了，但我卻沒有感受到任何恐懼的氣息——但是想一想吧，就在兩周之前，小區里來幾個大白，還讓不少人害怕呢。
因此，最近各地都在發生的鄰里之間分享藥物、體溫計的做法，顯得意義重大。這種互助不僅修復了鄰里關系，也增加了社會互信。如果說疫情給“社會”帶來了一定后遺癥的話，這種自發的互助則是一種治愈，它大大提高了“社會”的免疫力。 (張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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