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西蒙娜·波伏瓦在她的代表作《第二性》中,曾率先地、一針見血地指出了社會中男女性別問題,“女性是第二性,排除在男性以外的‘他者’。權力歸于男性,女性僅僅是附庸。附庸的庇護來自權力,歧視也來自于權力。”
70多年后,日本女性主義者上野千鶴子,以及她的《厭女》和《從零開始的女性主義》等著作在國內爆火,引發人們對女性主義的持續關注與討論。
由于傳統的影響,中日韓三國女性在兩性關系方面,面臨著許多相似的困境,也因此彼此之間有著更深的共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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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三八”國際婦女節之際,我們想和大家分享三位來自中日韓三國極具代表性的女性主義作家的觀點。看看在她們的作品中,針對“到底什么是女性主義?”“女性友好社會到底是怎樣的?”等等問題,她們究竟做出了怎樣的思考與回答。
李銀河:女性主義就是男女平等
許多人一開始認識李銀河,都是從王小波那句浪漫的“你好哇,李銀河”開始的。但也正因為如此,很多人對李銀河的認知都是“王小波的夫人”,而忽略了李銀河自己本身的價值,以及她本就無需依靠王小波“上位”的事實——值得一提的是,這也暗含了我們潛意識中對女性的偏見,似乎我們總是下意識關注女性作為“男性伴侶”的附屬價值,而非女性個人的成就。
李銀河與王小波
就像是我們談起林徽因,也是對她與徐志摩、梁思成、金岳霖之間的軼事格外感興趣,而忽略了她本身也是清華大學教授、中國著名的建筑學家。
李銀河是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所研究員、教授、博士生導師,也是中國第一位研究性的女社會學家,早在1999年,她就被《亞洲周刊》評為中國50位最具影響的人物之一。在李銀河的著作中,她用一句話對復雜抽象的女性主義進行了概括:
女性主義的理論千頭萬緒,歸根結底就是一句話:在全人類實現男女平等。
在李銀河看來,這種“不平等”不僅僅體現在政治、經濟、文化、思想、認知、觀念、倫理等各個領域中女性的弱勢地位,并且就算在家庭這樣的私人領域中,女性也是處于與男性不平等的地位——比如女性往往更多地承擔撫育小孩、照顧老人等家庭工作。
拿剛剛提及的家庭情境舉例,許多人會有所疑問,為什么這也是“性別不平等”?不是也有許多自愿放棄工作、做家庭主婦的女性嗎?
在李銀河看來,盡管如此,“家庭”也不能成為一種理所當然的女性義務,因為也會有一些女人不愿意忍受這種關系,“至于她們為什么不愿意忍受,原因是多種多樣的:有些人認為不平等會壓抑下等人的潛能,使上等人腐敗;有些人是因為不愿意在利益上處于不利地位;還有些人僅僅因為不喜歡不平等的感覺,認為它是對人格尊嚴的傷害。”
因此,女性只能通過挑戰和改變男性的高等地位的途徑,來改變自身的低下地位,女性主義是向男權制本身挑戰的。
熟悉李銀河的人知道,她對各種女性主義流派、理論都持有非常包容的態度。似乎對于李銀河來說,只要牢牢抓住“女性主義最終的目的”這個主要矛盾,其余的“如何操作”這些次要矛盾,都是可以相互溝通、包容與理解的。
就像之前曾有人在微博上向李銀河提問關于“極端女權”和社交媒體上男女對立的問題,李銀河十分溫柔且堅定地給出了她的回答:
“女權主義內容有很多分歧,很多流派,有些比較激進,有些比較溫和,但共同的底線是一樣的,就是主張男女平等。網上男權女權互相攻訐的現象沒什么出奇的,是不同觀點論爭的常態。”
“反對罵戰,建議大家遵循理性原則,冷靜地討論問題,提高論戰水平。提高婦女地位,爭取男女平等是一個長期的任務,不是靠互相謾罵可以實現的。希望大家保持理性,網絡環境最缺的就是這個。”
如今的李銀河,退休之后過著每天散步、讀書、寫作、觀影的生活,與她打過交道的人說,李銀河的聲音總是細細柔柔的,但她的思想與觀點,又無不體現出她是一個敢愛敢恨的女性主義斗士,就像是她在《女性主義》里說的一樣,“性別平等是一個無人能夠阻擋的大趨勢。所有想扭轉這個趨勢的人都顯得愚昧可笑,而且勢單力薄。”
上野千鶴子:女性主義就是接受自己
談到“女性主義”,不得不提到上野千鶴子。2022年,前后至少有7本上野千鶴子的書在國內出版,還有一些即將出版的女性主義書籍在國內各大出版社里蓄勢待發。在咖啡廳、圖書館等場合,人們閱讀著上野千鶴子不同書名的書,也成為了她爆火之后獨樹一幟的“上野現象”。
對于大部分中國網友來說,第一次認識上野千鶴子,還是在2019年她在東京大學新生開幕典禮上的演講。留著紅色短發的上野千鶴子站在臺上,對著東京大學的新生們說,“可愛算什么個人魅力?可愛的潛臺詞是被疼愛、被選擇、被保護,暗含了絕對不會威脅到對方地位的順從意味。”
許多人都是通過她的書而了解到女性主義一詞;她對女性家務勞動的研究,使全職主婦們的付出得以被看見;她用10年時間完成的《父權體制與資本主義》更是奠定了她在日本學術界的地位。從1990年代開始,上野就與各行各業的人開展對話,對各類采訪幾乎“來者不拒”,因為能言善辯、立場鮮明,在無數論戰中都能取得勝利的上野千鶴子,被稱作“日本最可怕的女人”。
在上野千鶴子看來,女性主義,追求的并不是讓弱者變身為強者,而是一種身為弱者也能受到應有尊重的思想。
對此,上野解釋說,因為人只能憑借自身的經驗去理解他人,所以女性一旦主張權利,男性就會理解為“哦,你想變成我啊。”這是男性想象力的局限,而且這種理解意味著權力游戲中出現了新的競爭者,他們自然會認為自己的地位受到了威脅。
可是,學男人能有什么好處呢?上野千鶴子認為,學男人就是成為支配者、掌控權力、向他人施壓、散播歧視,那樣只會制造新的被壓迫者和被歧視者。上野對這樣的以男性為出發點的想法絲毫不掩飾自己的嘲諷,“在我們看來,則是‘我才不想變成你那樣!’‘誰要變成這么無聊的生物啊!’”
對女性來說,女性主義就是自我和解的戰斗,也是讓女人坦然接受并愛上女人身份的思想。對于生長于傳統家庭的上野來說,因為實在不想重蹈母親的覆轍,所以很長時間里都沒有辦法接受自己是一個女人的事實,而女性主義拯救了她,因為女性主義是一種基于女性愛自己身為女性這一事實的思想,能夠讓她不斷嘗試與自己和解。
就像是在鈴木涼美與上野的對談《始于極限》中,處處體現了女性議題的復雜與女性內心的掙扎:許多女性“仍需要過時的認可,同時又進化得更加靈活與頑強”。她們希望自己既是干練的職場女性,又是稱職的母親,最好還充滿女性魅力。這種“都想要,都舍不得”的矛盾,在這個女性意識有了嶄新發展的時代,或許也是一個漫長“過渡期”的特征。
“女權主義者,就是不斷與內在的厭女心理做斗爭的人。”上野代表作中有一本《厭女》,自2015年引進出版以來,銷量從緩慢積累到迅速增長,從2019年的幾千冊到迄今為止的20多萬冊,并帶來了一股“閱讀上野千鶴子”的熱潮。
正因為這個極富爭議的書名,上野也時常被問及是否真的厭惡女性身份,“出生在這個世界上,沒有一個女性不厭女。如果真的存在不厭女的女性,他們就不需要成為女權主義者。所以如果有人問我是否厭女,我會爽快承認。女性主義就是女人接受自己、愛自己的思想。現在我覺得,如果有下輩子,我更愿意當女人。”
趙南柱:不要基于性別評價我們
韓國暢銷書《82年生的金智英》中,一句“一個女孩要經歷多少看不見的坎坷,才能跌跌撞撞地長大成人”,曾引發了眾多讀者的共鳴。值得一提的是,“金智英”在韓國是一個十分普通的女性名字,據統計調查顯示,1982年出生的女性當中,最常見的名字也的確是“金智英”,這本書的書名,恰好充分濃縮了這本小說的目的——刻畫當今女性的普遍人生。
這是趙南柱的女性題材小說。近年來,趙南柱還陸續出版了《給賢南哥的信》《她的名字是》等新作,對女性議題進行了更為深入的探討。
那本最為著名的《82年生的金智英》,創作初衷是因為她發現網絡上開始流行使用“媽蟲”一詞,來貶低無法管教在公共場合大聲喧鬧幼童的年輕母親。但是這個新潮詞語,一方面將“育兒”這件事理所應當地牢牢綁定在女性身上,另一方面也讓本就陷入家庭、育兒困境中的新手媽媽惶恐不安。
趙南柱說,她書寫的是一種無奈而真實的人生狀態,這些關于女性的社會現象讓她不斷產生關于性別的看法與疑問,她希望能夠把這些疑問寫成小說。
所以,閱讀趙南柱的小說,會很容易看到自己身邊某一位女性朋友的影子。
在《82年生的金智英》中,金智英在長期的家庭和育兒生活中,陷入無法找到屬于自己尊嚴和價值的困境,她的家,她就讀的學校,她走的街道,乃至她生活的這個社會,都向她傳遞出“對女性不友善”的信號。
根據原著改編的同名電影
比如母親詢問父親,要是肚子里的第三胎又是個女孩怎么辦?父親竟回她,別凈說些“觸霉頭的話”;高中搭公交車被陌生男子威脅時,父親反而責備女兒,認為都是金智英自找的;結婚后,因為作為媳婦要留在婆家,在過年過節的時候不能與自己的父母團圓;還有成為母親后,過去的人脈會從此中斷,被關進家庭,并且只允許做“為了孩子”的事情……
《82年生的金智英》的譯者尹嘉玄長期生活在韓國,對韓國女性生存狀況十分憂慮,她談到,許多韓國女性甚至是在讀了這本小說后才意識到,原來許多事情是不合理、不公平、存在性別歧視的,“換言之,她們早已習以為常,打從一出生就受到這樣的對待,所以一直沒有意識到有什么問題。”
值得一提的是,趙南柱曾表示,女性作家的作品,以及討論性別問題的作品總是備受爭議,她本人也正在經歷這一切,她表示自己受到了很多傷害,并且也沒有成功克服,“可能是他們不愿意女性站出來說她們自己遭遇到的不公平和不舒服的事情。”
據尹嘉玄介紹,在韓國,有一些女明星會因為表示自己讀過這本書而引發韓國男性的強烈不滿、慘遭攻擊,也有人刻意將這個主題改寫成男性版,試圖引發男女對立。讀者們紛紛呼吁,希望不要再讓一九八二年生的金智英陷入絕望。“我不禁想起艾瑪·沃特森(Emma Watson)曾在國際婦女節這一天所說的話,她重申自己的核心理念:‘爭取的不是女權,而是兩性都能自由。’并清楚地指出‘女性主義從不等于厭惡男性,但凡相信平等的人,都是女性主義者’。”
就像是趙南柱所描述的社會上女性最好的狀態,“就是不要因為我們身為女性,而對我們作出評價,而是希望社會給予我們的評價與我們的性別無關,只是把我們當成一個實實在在的人。每個人都會有自己想要成為的樣子,希望每一個女性都可以在一個無關性別的條件下成為自己想成為的樣子,那就是最好的樣子。”
(紅星新聞記者 毛渝川 蔣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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