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南京12月13日電 題：“哭墻”前的祈禱
新華社記者蔣芳、邱冰清
國家公祭日前，“哭墻”前的家祭又成為一座城市的“淚點”。
“您離開我們已經84年了，真的特別想念您。”南京大屠殺幸存者石秀英說。
家祭儀式上，幸存者石秀英、王義隆、謝桂英、馬庭寶等在家人的攙扶下一一獻花，布滿皺紋的手顫顫巍巍地摩挲著“哭墻”上親人的名字，傾訴生死相隔84年的痛楚。
“哭墻”，位于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一角。1995年剛設立時，長43米，高3.5米，刻有3000個南京大屠殺遇難者姓名。26年來，“哭墻”經歷數次增刻，姓名增至10665個，長度也增加了約一倍。
這面墻是30萬遇難同胞共同的墓碑，10665個名字是他們共同的碑文。
2016年12月10日，在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一名遇難者遺屬指著“哭墻”上新增的姓名。 新華社記者 李響 攝
幸存者夏淑琴不識字，但也多次用毛筆蘸著黑色墨汁為7位家人的姓名“描紅”。1937年12月13日，她全家祖孫9口人中7人慘遭日軍殺害，時年8歲的夏淑琴在身中3刀后，因昏死過去幸免于難。老人一邊描一邊說：“家里人的名字，一筆一劃我都記得。”
“我父親那時只有9歲，根本無力給親人收殮。”幸存者常志強的女兒常小梅告訴記者，因為想念的名字都刻在墻上，父親把紀念館當作另一個家，難受了就來看看。
兵荒馬亂之時，人命如螻蟻，總有親人寄希望于你生還，總有同胞不希望你就此被遺忘。近年來，“哭墻”一再延長，但速度卻越來越慢，2020年、2021年已經連續兩年“停更”。
紀念館館長張建軍介紹，一開始每次增刻的姓名數以千計，比如2010年延長了26.5米，新增姓名1655個。但到了2016年，增刻110個；2017年，20個；2018年，26個；2019年，1個。2019年11月29日上午，新確認南京大屠殺遇難者周萬榮的名字被刻上“哭墻”，成為墻上第10665個名字，也成了墻上目前“最新”的名字。
死于那場慘案的人數多達30萬，這是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和南京審判日本戰犯軍事法庭的最終宣判。30萬個同胞的姓名，為何無法都在“哭墻”上出現？
《遇難同胞名錄》的主要編纂者、南京大學教授姜良芹深知過程艱辛。14931張卡片，這是姜良芹及其團隊用8年時間，到南京市檔案館、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并赴中國臺灣的相關機構搜集南京大屠殺遇難者資料制作而成。每張卡片標明姓名、年齡、住所、職業、籍貫，對遇難情形如被害時間、地點、方式及資料來源等也有簡要記錄。
“當時，不論是戰后針對日軍暴行的敵人罪行調查表，還是抗戰損失調查表，都有一定局限性。”姜良芹說，尤其是日軍施行了慘無人道的南京大屠殺，有很多家庭滿門被殺害，這樣的家庭幾乎不可能留下事后的檔案、口述內容。
為了讓每一個同胞“找到”姓名，很多人仍在努力。
1983年開始研究南京大屠殺問題的學者孫宅巍，將畢生精力放在了“人數”這一關鍵問題上。“目前整理名單的來源主要是戰后的市民調查記錄，但放下武器的士兵在南京沒有任何親屬，無人替他們申報。我已經在一些遇難將士名錄中找到一些姓名，期待能進一步研究確認。”
姜良芹也仍未放棄，“因為抗戰后進入內戰，遇難者相關資料很多下落不明。如果兩岸史學家能共同研究，更多受害同胞的姓名就有可能‘重見天日’。”
張建軍說，收集遇難者的名字，為遇難者降下半旗，為每一位幸存者錄下影像故事，越來越多的人加入微觀歷史的研究工作中。這不僅有助于喚醒和構筑民族的共同記憶，也反映了國家對個體生命的珍視。
2021年12月13日，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儀式現場。 新華社記者 蔣芳 攝
2021年12月13日，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儀式現場。 新華社記者 蔣芳 攝
歷史不容忘記，隨著南京大屠殺研究調查的不斷深入，期待“哭墻”再延伸，直到每位遇難同胞都有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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