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遭遇婚內出軌，你是選擇當鴕鳥，繼續湊合著過，還是將另一半撕得丑事人盡皆知？
又或者，將家外的第三者暴打一頓？
這個問題在陜西女人張玉芬那兒，只有一個答案：
“拉住就打，先脫褲子，讓她跑不了。”
“只要‘二奶’存在一天，我就會繼續抓下去。
我要殺開一條血路，讓‘包二奶者’和‘二奶們’聞風喪膽，無處躲藏。”
聽到這些話，是不是以為有人在背臺詞？
只可惜，這不是臺詞，而是張玉芬在接受記者采訪時，對“二奶”、“小三”咬牙切齒的控訴！
簡簡單單幾句話，卻無不透露出她對“二奶”、“小三”的恨之入骨和勢不兩立。
2002年，“包二奶”一詞被收錄進《新華新詞語詞典》，是指已婚男子在婚外供養女子，并與之保持性關系的行為。
隨著時代的發展，“二奶”漸漸被“小三”所取代。
但不管是“二奶”還是“小三”，對任何一個有羞恥心的人來說，她們都是肆意插足他人情感，破壞原有家庭夫妻關系的“賤人”。
換句話說，她們就是道德意義上始終被喊打的“過街老鼠”。
而張玉芬，不止是那個“打老鼠”的人，更是組團帶隊群毆“老鼠”的人！
一個女人，到底在婚姻中經歷了什么，會變得如此“殺氣騰騰”？
到底下了多大決心，才帶領一批批姐妹走上“抓三”的道路？
（張玉芬）
“你老公在外面有人了”
1997年的一天，一陣電話鈴聲在一棟單元樓的某間屋子里響起。
坐在電話旁邊的女人正準備接起，只見男人一個箭步沖上去，粗暴地奪過電話。
電話那頭隨即傳來另外一個女人嬌滴滴的聲音：“飯做好了，快回家吃飯。”
“是誰？”電話旁的女人冷冷地問。
“我在外頭找的（人）。”男人沒有任何掩飾，好似炫耀一般地回答。
短短幾個字，一個真相昭然若揭：丈夫在外面有其他女人了。
至此，這個家庭表面上的平靜，也終于被打破。
這個女人，就是張玉芬。
（戴墨鏡的張玉芬）
張玉芬和丈夫在下鄉插隊時相識。
后來，丈夫去北京當兵，張玉芬也追愛到北京，把工作調了過去。
那時候，所有的假期，兩個人都膩在一塊“約會”：爬長城，逛故宮，去首都體育場滑冰……
1981年底，調期滿了之后，丈夫跟隨張玉芬回到西安，1982年，兩人結婚。
婚后，張玉芬繼續在工廠上班，并負責所有家務事。
丈夫在稅W局做通訊員，后來變成了稅管員，家里的條件也隨之越來越好。
沒想到，恰逢90年代國企改制，原本在工廠上班的張玉芬，拿到一筆買斷工齡的錢后下崗了。
與她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此前通過她娘家關系才進入G稅局的丈夫，則在事業上如魚得水。
男人有錢就變壞，張玉芬的丈夫也不例外，他開始慢慢不回家了。
作為G稅局的稅管員，三五天不回家倒是常事。
只是不回家的日子越來越長，這就讓張玉芬感覺有些不對勁。
一問到回家少的問題，丈夫就胡亂搪塞：“升到一線，要多跟師傅學一學。”
（張玉芬講述過往）
直到有一天，她接到一個陌生號碼打來的電話：“你老公在外面有人了。”
這不是張玉芬第一次收到這樣的提醒。
以前走在小區里，也有女鄰居提醒她要看好男人，她不信，還罵對方“多管閑事”。
想想這次的電話提醒，再想到之前，她在丈夫衣服口袋里發現的兩張景區門票，張玉芬信了。
丈夫，應該真的在外面有人了。
她急匆匆地帶上兒子去單位找人，大概是礙于兒子面子，丈夫倒是回家住了一陣。
但時間一長，他又不回家了。
張玉芬真沒想到，自己的丈夫竟然真的像歌中唱得那樣，變成了一個不回家的男人，怎么辦？
那一天，因為沒錢交電視費，張玉芬又到稅W局找丈夫。
兩人談著談著，當場就舉起凳子互掄了起來。
丈夫怕別人笑話，最后給了張玉芬500塊。
誰知當天晚上快11點的時候，這個男人居然回家了。
不過，他回來只為了告訴張玉芬五個字：“我們離婚吧。”
相守15年，有錢后就動歪心思，想離了婚跟外面的人女人過瀟灑日子，張玉芬怎么咽得下這口氣。
于是，她像只斗雞一樣，高揚起頭，擲地有聲地告訴丈夫：“休想！”
你不讓我快活，我也不讓你快活，張玉芬就是這樣剛性的女人。
兩個人吵得正兇，電話響起。
于是，那個嬌滴滴的女聲出現了。
放下電話，丈夫繼續罵罵咧咧，頭也不回地走了。
（90年代的西安）
后來，丈夫借口請兒子吃飯，張玉芬以為他要回心轉意。
于是，她給了丈夫一次機會，一家三口一起去吃飯。
但吃飯的中途，丈夫出去了，而且再也沒回來過。
等回到家，張玉芬才明白，丈夫是趁自己和兒子出去吃飯的時間，把家里所有的股票、錢，以及燒水壺、洗衣機等都順走了。
就連張玉芬單位買斷工齡的一萬多塊錢，也被他拿走了。
中年下崗，丈夫跑路，兒子還在上學，沒有了經濟來源的張玉芬一下子被逼上絕境。
生活的重壓，內心無法排解的怨氣，逼得她才兩三天竟長出許多白頭發，人也瘦了20斤。
人心，果然善變，也不過15年的時間，曾經的枕邊人就變成傷自己最深的人。
而張玉芬更不會想到，從此，自己的人生驟然間改變航向，駛向一個“復仇的世界”。
“一定讓他們付出代價”
丈夫拋妻棄子，跟別的女人快活去了，這往后的日子，怎么過？
張玉芬即便再不想面對，也得先讓自己和兒子活下去。
她開始學中醫理療，去給人推拿；
還去賣保健品，推銷蜂王漿；
學著做稅務代理，賣保險，幫氣功協會賣票……
只要能掙錢，不管苦不苦、丟不丟人，她都去干。
生活越苦、越慘，張玉芬對丈夫的背叛就越是咬牙切齒！
她發誓：不能就這么便宜了丈夫和小三，一定要讓他們付出代價。
張玉芬最終決定用起訴重婚的方式報復出軌的丈夫，維護自己和兒子的權益。
其實，在丈夫徹底離家后到正式起訴之前，張玉芬是發動過包括丈夫的同事領導、親友等一切關系來勸他回家的。
她甚至還在媒體上登廣告尋夫，盼望他能回頭。
但張玉芬越找，對方就越躲。
眼瞅著這個背叛感情的男人，不僅毫無回頭之念，還強硬表態，就是要跟外面的女人在一起。
張玉芬徹底絕望了，絕望之后，便是深入骨髓的恨！
（新聞報道中的抓小三場景）
她把渣男和賤女人的工作單位名稱、照片四處張貼示眾。
甚至大年三十，還跑到“小三”娘家，警告說要把對方父母一塊告到法院……
“我不能就這樣一抹黑，我不能白白地讓人欺負。
我還不知道我的對手是誰，我必須要把這個查清楚。”
“這個事情不處理好，我其他什么事情都沒法做。”
“我要讓法律辦他們重婚罪，非把他們送進監獄不可！”
告是可以告，但由于涉及個人隱私，很難取證。
J方和婦聯都無法幫她，她只有自己取證。
從此，這個女人變身“福爾摩斯”，展開了一場長達十年的“復仇”。
她跑到丈夫擔任科長的稅W局，在門外的大樹后蹲守、觀察他的行車路徑，以每天300米的速度一點一點接近目標。
她一次次找到丈夫和小三的居住地，又一次次眼見丈夫聽到風聲，在她到來前火速搬家。
張玉芬毫不氣餒，繼續搜集證據，要證明渣男與“小三”以“夫妻”名義同居。
其中，包括他們以“夫妻”名義同居的錄音、兩人同進同出的錄像……
1998年，張玉芬以重婚罪將渣男告上法庭。
但當她把這些證據拿去法院的時候，則被告知“證據來源不合法”。
此后，張玉芬仍不死心，繼續收集證據。
（被駁回的文件）
2001年，也就是渣男正式和小三住在一起的四年后，新《婚姻法》頒布了。
張玉芬經過一番研究，意識到丈夫雖未與小三辦理正式的結婚手續，但長期生活在一起，已構成事實上的重婚，她一紙訴狀遞交至西安市碑林區人民法院。
就這樣，從區人民法院一直告到最高人民法院，從西安告到北京，她不停地上訴。
張玉芬就像一個屢敗屢戰的勇士，一直“鍥而不舍”地致力于將“渣男”和“小三”送進監獄！
然而，并不是每件事都能事在人為，畢竟道德歸道德，法律歸法律。
“趕快離婚，越快越好”
想證實丈夫與小三構成重婚罪，就必須得證明兩個賤人“長期公開以夫妻關系生活在一起”。
萬般無奈的情況下，張玉芬想到了“抓奸”。
2002年9月17日，在渣男生日的頭一天晚上，張玉芬破門而入，截住了丈夫和小三。
“他搬一次家，我就挖他一次窩點。
10年里用壞了3部照相機、2架望遠鏡和4臺錄音機，終于拍到他倆一絲不掛同床共枕的畫面。”
隨后，她又對小區居民進行暗中錄音，確證了丈夫和小三在小區確實以夫妻名義共同生活。
就在張玉芬覺得這次鐵證如山，一狀就可以告倒丈夫時，
她沒有料到，當法官就錄音內容深入小區調查取證時，沒有人愿意向法官指認一對跟自己毫無關系的人犯了重婚罪。
“私下都說實話，到了作證的時候，誰都不愿意多管閑事。”
最終，張玉芬的訴訟再次被駁回。
（奔波在路上的張玉芬）
前前后后11次狀告丈夫事實重婚，但得到的結果卻都是“駁回”、“不予立案”或者“證據不足”。
事后，在接受記者采訪時，張玉芬如此回憶：
“明擺著他在婚外跟小三過著夫妻生活，但法律就是治不了他的重婚罪！”
深感無助的張玉芬，最終不得不面對現實，接受離婚。
2007年6月5日，寶雞市陳倉區人民法院正式向張玉芬下達判決書，判決張玉芬與結婚25年的丈夫離婚。
而同時，法院基于對張玉芬靠低保維持生活的困難現狀，和她在造成夫妻感情破裂方面并無過錯的考慮，將婚內現存唯一的財產———一套單位住房判歸張玉芬。
離婚官司塵埃落定，但這個過程還是讓人深感悲哀：
哪怕張玉芬向法院提供了近一尺厚的書面證據，但渣男卻一直未曾露面，就連最后的判決結果也是通過刊登報紙進行公示的。
十年光陰、無數恨意，數地奔波、一場復仇，終以分得一套單元房收場。
事后，拿到離婚判決書的張玉芬表示：
離婚對自己而言，既不是一種解脫，也不是自己服輸了，有的只是對法律認定“事實重婚”的徹底失望。
失望之后，張玉芬疲態盡現，但她不知道，有一個人比她“更累”、“更慘”。
（拿到離婚判決書的張玉芬）
張玉芬一天天奔走在“搞證據復仇”的路上，他的兒子也在一天天長大。
看到自己的爸爸勾搭別的女人，然后人間消失。
再看著自己的媽媽，“鍥而不舍”地要置爸爸于死地。
夾在中間的兒子，成為這場婚姻悲劇的全程目睹者和受害人。
對兒子，這是不幸、悲哀？還是痛心、崩潰？
不止如此，他還不得不出現在法庭現場，向法院提供證言：
“父親因婚外情，于十年前離家出走至今未歸。
我媽含辛茹苦一手把我照顧帶大，他們倆沒有必要再守著名存實亡的婚姻。
趕快離婚，越快越好，我和我媽想過平靜的生活。”
一個孩子都看穿了一切，想要媽媽收手。
可媽媽呢，卻渾然不知孩子內心的渴望。
也許就是從這個時候起，兒子成為了重度恐婚族的一員。
對張玉芬，這是魔怔、執念？還是自私、自利？
如果事情能到此為止，似乎一切都將迎來一個新的開始。
但一個人的執念，又怎會輕易消散？
“打二奶是我人生使命”
十年漫漫訴訟路，狀告丈夫重婚雖無果，但這期間張玉芬并不是一個人在戰斗。
在上訴期間，她不死心、也不放棄，對所有當地的、北京的乃至國外的媒體采訪，都來之不拒，并“慷慨激昂地呼喚正義”：
“小三本身就沖擊著婚姻法，在挑戰著婚姻法，在玩弄著婚姻法，同時又在侮辱（這個）合法妻子的（一個）人身權利，都必須得殺。
我張玉芬這一輩子，就是要與‘婚外情’、與‘二奶’斗爭到底。
如果能把‘二奶’消滅，能徹底打擊‘婚外情’，我就是把牢底坐穿，也心甘情愿。”
也就是從那個時候起，“婚外情終結者”、“二奶殺手”等頭銜落到了張玉芬身上，張玉芬一戰成名。
我把西安弄得天翻地覆，報紙上到外都是我戴著墨鏡的照片。
連稅W局都怕了我，因為我把前夫說的話告訴了每一家媒體：“我們單位人人有情人，我要沒情人多沒面子。”
（張玉芬和姐妹們的合影）
一時間，張玉芬成了出軌者的噩夢，但同時，她也成為同病相憐的女人們的救命稻草。
很多人給張玉芬打電話，有安慰她的、贊揚她的，還有鼓勵她的，當然還有向她求助的。
就這樣，一樁破碎的婚姻，讓張玉芬和全國各地有著類似命運的姐妹們走到了一起。
都曾被枕邊人背叛，都被婚姻逼到過絕境。
這群姐妹們互倒苦水，給彼此提供情感撫慰。
逢年過節，她們就聚在一起吃飯。
期間她們齊舉杯，唱國際歌，以排遣心中抑郁。
不止如此，長期奔走在“捉奸”第一線的張玉芬，也開始將自己多年的調查經驗慷慨授予其他姐妹。
對于插足婚姻的第三者，張玉芬始終有自己篤定的看法：
“在一個房檐下哪有不碰碰磕磕的，但那不是離婚的理由。
即便是夫妻關系再好，只要有第三者插足，這個家不破都得破。
只要一有第三者，男人就變心，變得特別快。
男人一變心或者有二奶，就會對妻子心狠手辣。”
簡而言之，張玉芬認定第三者就是眾多出軌事件的“罪魁禍首”。
作為受害者，必須得讓她們得到懲罰、得到報應。
初聽這話，好像沒什么毛病，但慢慢地，也有人間清醒者開始提出質疑：
把小三打了，就可以解決一切問題了？
如果小三活該被打，那么那個在外面找女人的男人呢？
（張玉芬講述往事）
但那時，被仇恨填滿的張玉芬，哪兒聽得進去這些聲音。
她覺得自己就是一個正義的裁決者，有責任替更多的受害者主持公道。
2003年，張玉芬和另外9位女性成立了火鳳凰女子偵探社，開始專抓破壞家庭的第三者。
“從這天起，打二奶已經成了我人生的使命。
我們要一塊兒把中國的二奶趕盡殺絕，能保住一個家就保住一個家。”
是泄憤？還是伸張正義？
“偵探公司”開起來后，張玉芬幾乎24小時都有來電。
最多的時候，一天接過163個電話。
當時，手機還沒有普及。
張玉芬跟姐妹們每人配備一個“小靈通”；
沒有車，她們就坐公交、騎自行車；
她們協同“跟蹤”，分散蹲點。
對于跟蹤，張玉芬也有獨門絕技：
把目標人的衣服、鞋、襪都記下來，防止跟丟；
有時候，帶兩身完全不同的衣服，以混淆視線；
跟蹤時要保持距離，最好是在目標的左后方……
來到大街上，看到目標人物出現，張玉芬一招手，一群人“呼啦”全部擁上。
七八個人分工明確，有人扒衣服、有人錄音、有人薅頭發、有人拽胳膊，然后一頓拳打腳踢。
（張玉芬講述打二奶）
當然，看到有人當眾被打，也會有人出來阻止。
這時，張玉芬就會義正嚴辭地把女人干的齷齪事說出來。
一般情況下，大家在得知是“二奶”后，就不會再說什么。
如果遇到那種極少露面的目標，她們蹲到窩點后，就直接上門找人。
張玉芬教會姐妹們“賣保險”式敲門，一戶一戶地敲：“你好，我們是賣保險的。”
一開門，就往里面瞅，看到要找的人，就迅速沖進去，把人圍起來。
這其中很出名的一樁案子，是張玉芬幫助一位上海女性查出丈夫竟然養了17位情婦。
“抓三”這活兒，聽起來相當“豪橫”，但其實也相當狼狽，且苦逼。
更苦逼的是，無論交通費、住宿費，還是吃飯，都要花錢，并不是每一個求助者都支付得起。
因為有一些家庭破裂的女性，甚至連自己吃飯的錢都沒有。
所以，張玉芬不得不墊錢“抓三”，但這是個無底洞，怎么可能填得滿。
到最后，張玉芬開始有篩選性地進行幫助：事情敘述不清、邏輯不清楚、立場搖擺不定、說假話的，一律不幫。
只可惜，經濟條件騙不了人。
一年后，張玉芬不得不注銷“火鳳凰”。
從此，這群姐妹們以民間聯盟的形式，繼續進行“抓三”事業。
（求助者講述的資料）
直到2007年，“偵探”故事遇上了轉折點。
在一次“抓三行動”中，由于和“小三”當面撕扯，張玉芬收到了傳喚證，被指打人、扯項鏈等。
盡管后來傳喚證撤銷，她也逐漸意識到了取證的危險。
再加上，在這些年的行動中，她們也被出賣過、被報復過。
況且，當眾打三并拍照的行為引起越來越多人的反感和質疑，張玉芬似乎逐漸意識到：
拳頭不能解決所有問題，被出軌者遭受的心理創傷，需要用更和平的方式解決。
2013年，張玉芬在北京郊區租了一處院子，創辦“情感驛站月亮灣”。
在那里，她收留了很多無家可歸的婚姻受害者。
在“月亮灣”里，張玉芬和姐妹們講述各自相似的婚姻困境，彼此慰藉、支持。
可月亮灣要想繼續存續，錢依舊是難題。
張玉芬開始想辦法籌錢，勾十字繡，還嘗試寫書……
5年后，一對好心夫婦免費借給張玉芬一處地方。
自此，“月亮灣”搬到了更偏遠的北京大興區。
再后來，也許像媒體報道的“二奶殺手老了”那樣吧，張玉芬開始慢慢放下取證工作，轉而想辦法去實現辦養老院的夢想。
在她的暢想里，養老院里有救助站，還有托兒所，大家一起群居生活，彼此照應……
（圖為“月亮灣”）
女人，何苦為難女人？
時光步入2022年，張玉芬已經64歲了。
她出行不再戴墨鏡了，人似乎也變得平和多了。
張玉芬如今的生活，看起來也和大多退休老人沒什么差別。
時不時去附近的公園跳廣場舞，也偶爾和老朋友一起去聽聽國學。
（張玉芬近照）
認識一年多的國學班成員只知道：張姐性格直率，能做大事，常有北京的記者前來采訪。
但他們卻不知道，這個師姐就是媒體上曾經赫赫有名的“二奶殺手”。
時間向前，舊事總是容易被忘記，但歷史也總是有記憶的。
張玉芬雖然淡出了大眾視野，但她的故事，一直被人們當作茶余飯后的市井故事一再傳誦。
而她也時常被人們架在法律和道德之間，不斷被討論。
有人說，她不講求職業道德、“替天行道”的行為，就是最低級的以暴治暴。
也有人為她拍案叫好，賤三就是賤三，賤人自有天收，天若不收，那就自己動手。
更有人提出：作為女性，何苦為難女人？為了一個賤男人，搭進去后半輩子至于嗎？
因為一樁婚姻悲劇，走到如今的結局，恐怕是張玉芬自己都沒料到的。
不知道張玉芬，在被逼成“抓三”專業戶后，是否有后悔過。
也不知道“張玉芬們”，是否因為去“抓三”而真正得到了自己想要的東西。
責任編輯：Rex_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