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被冤枉的！”
談起往事，汪康夫情緒仍然激動。他說的“冤枉”，指的是56年前的一樁強奸案，汪康夫曾因涉嫌強奸兩名還在上小學的女學生而被判刑10年。他激動的心情可以理解，但事情已經過去了56年，怎么好憑他的一面之詞，就認為他確實是被冤枉的呢？
汪康夫真的有證據，他的起訴書就是證據。一般的判決，都會寫明具體的犯罪情節還有受害者等信息，這些都是最基本的。但汪康夫的起訴書上，只寫了他強奸多少名女學生，沒有過程，也沒有受害者的姓名，只有空洞洞的數字。這樣的起訴書確實是讓人生疑，如果鐵證如山，為什么不寫出來呢？
學生眼中的好老師，別人眼中的強奸犯
出事前，汪康夫曾是蓮花縣沁水小學的一名語文老師。在那個信息不發達的年代，老師幾乎就是孩子了解外面世界、獲取知識的唯一途徑。
汪康夫也深知自己的工作，對于眼前這些幼小的孩子有多重要。雖然那時他也才20歲出頭，沒比學生們的年齡大太多，但卻真的把這些10多歲的學生看作是自己的孩子一樣。
在他教書的幾年時間里，不論是老師、學生還是家長，都對他評價頗高，覺得他是一位前途無量的好老師。汪康夫對此也十分開心，沉浸在這種溫暖的氛圍里，仿佛已經能看到自己幾年后桃李滿天下的模樣。
但這一切都停止在了1966年5月16日那一天。他沒有成為受人尊敬的好老師，卻成了人人唾棄的強奸犯。
那天，汪康夫像往常一樣在課堂上講課，課程還沒結束，校長就帶著幾個自稱是社會教育工作組的人來教室找他。本著認真負責的態度，汪康夫說可不可以等他下課再說，再有幾分鐘這節課就結束了。但幾個人里帶頭的人卻說不行，情況緊急，現在必須跟他們走，希望汪康夫可以配合。
雖然汪康夫不知道具體發生了什么，但看校長和這幾人嚴肅的表情，覺得應該是出了什么嚴重的事情。他轉身跟班里的班長囑咐了幾句，就跟著他們離開了教室。
在這些人的帶領下，汪康夫離開了教室，接著又離開了學校。這讓他很疑惑，便問他們到底去哪，發生了什么事？可不論他怎么問也得不到回應，直到被帶進了一個小房間內。
進到房間后，之前的帶頭人先是問了汪康夫諸如姓名、年齡、家庭住址等幾個基礎的問題，這讓汪康夫很不舒服，覺得自己像個犯人。詢問過這些基本情況后，對方終于說明發生了什么事。
“汪康夫，我們了解到，有人指控你強奸學生！”
“強奸？”汪康夫對這個人說的話感到無比困惑，這都哪跟哪?。孔约壕透綍r一樣好好地上著課，怎么就扯到強奸學生上來了。
“我勸你還是老實交代，我們已經掌握了你強奸學生的充分證據，材料也已經提交給法院了，相信法院會做出公正的判決?！?/p>
“你有什么證據？我沒有強奸女學生，你哪來的證據？”
糊里糊涂地被冤枉，汪康夫很氣憤，談話的結果自然是不歡而散?；氐郊业乃较胄睦镌讲皇亲涛?，他不害怕，只是惱怒被人栽贓這件事，他不相信法院會以莫須有的罪名給他定罪。
可讓汪康夫沒想到的是，在“受害者”的指控書下，很快一審的判決便下來了，他被認定為強奸罪。他以為這其中應該是有什么誤會，所以繼續上訴，他覺得只要到了二審，就可以還自己一個清白。
但二審時，吉安市中級人民法院維持原判，汪康夫獲刑10年，那一年他才24歲。
在監獄里的汪康夫，10年時間幾乎每一天都在思考到底是誰陷害他？所謂的證據又是什么？為什么自己會因為根本沒有做過的事情而承受無妄之災？
因為在監獄中表現出色，汪康夫得到了減刑提前釋放，1975年時重獲自由。出獄后汪康夫的第一件事，就是聯系當初寫材料指控他的學生，他想要的只是一個真相，為什么要指控他根本就沒有做過的事情！
因為當時的通訊技術不發達，曾經的學生們早已經天各一方。汪康夫用了足足4年的時間，才搞明白當初發生了什么。
當初不僅汪康夫不知道自己怎么就成了強奸犯，連受害人都不知道，自己怎么就成了受害人。最初對汪康夫的起訴時，說一共有12名受害女生，最后被法院認定遭受強奸的有洪仔妹和尹福珍兩個人。
據她們自己回憶，汪康夫當初被警方帶走以后，學校里就有兩位老師找她們去談話，要求她們寫信檢舉自己的老師。她們不明白檢舉是什么意思，但能感覺到這是對老師不好的事情，所以就沒有答應。
但被拒絕之后，那兩位老師還是不斷要求她們檢舉汪康夫。到了后來，他們甚至直接把這兩個孩子關在了辦公室里，威脅她們，如果不把事情交代清楚就不能離開。所謂的檢舉信，也是有人先寫好的，再讓兩個女生手抄一遍按上手印，這樣人證就有了。
2016年，汪康夫的案件在全國內得到了廣泛的關注。洪仔妹和尹福珍為了還老師一個清白，也在多家媒體上表示，自己從未被強奸過。
另外的10名“受害”女生，也紛紛站出來表示沒有遭受過強奸。當初寫下檢舉信的情景，也和洪仔妹、尹福珍回憶時的情況大同小異，都是受了威脅，必須要“交代”。
這個情況法院早就知道了，早在1986年時，吉安中級人民法院便和檢察院聯合調查，就此案給出結論：
“當年辦案程序不正常，且存在被奸人未有證實材料，檢舉材料由教師撰寫情況。事實不清，證據不足，難以認同強奸罪，建議撤銷原判，予以糾正。”
事情已經調查到了這個地步，應該可以還汪康夫一個清白了吧？但1987年，吉安中院駁回了汪康夫的申訴。理由是原一、二審判決認定的犯罪事實，是經過反復查證核實的，而“受害人”否定強奸的證詞，是在汪康夫的多次糾纏下寫的，證據是無效的。
1999年，江西省高院將此案轉交萍鄉中院受理（蓮花縣已由吉安市劃歸萍鄉市管轄），萍鄉中院的回復與吉安中院幾近相同，依舊認定汪康夫“串通被害人否認原檢舉”，駁回申訴。
被攔腰截斷的人生
不僅是蒙受了不白之冤，汪康夫才剛剛開始的人生也被毀了。在經過了6年的牢獄之災后，汪康夫已經30歲，因為他特殊的身份，哪有清白的姑娘肯嫁給他？甚至連糊口的工作他都找不到。
好在身正不怕影子斜，經過一段時間的接觸以后，鄉親們發現，這哪是一個會犯罪的人，正相反，他比誰都要善良。即便自己受了如此大的委屈，他依舊真心待人，所以有人實在看他可憐，給他說了一門親事。
對方和汪康夫一樣，是個可憐人，因為家里“成分不好”，也一直沒能結婚。就這樣，兩個受過傷的人走到了一起。
但婚后兩個人的生活并沒有變好，反而是更差了。因為他們兩個都沒有工作，養活自己都比較困難，更何況還要養活剛剛出生的孩子。
該怎么養活一家人呢？就在汪康夫一籌莫展，不知道如何掙錢養家的時候，附近一所學校的校長找到了他。
學校里有一位老師出了一些狀況，離開了學校，現在有個空缺，想讓汪康夫去頂一下。這是汪康夫出獄以后聽到的最好的消息，他沒想到，自己這輩子還能再做老師。
雖然汪康夫的身份是“臨時工”，待遇要比其他的老師差不少，但一個月30塊的工資，也足夠他養活妻子跟孩子了。
即便在這樣的情況下，汪康夫對待教學也是一絲不茍。他自己是沒資格參與教師的各種獎項評選的，但他帶領的班級，卻在1985年獲得了永新縣小學語文“最佳班級”獎。這張獎狀，成了汪康夫的寶物。
在生活上，汪康夫已經沒有所求了，他想要的只是能夠清清白白地離開人世間。
上訴56年，終有進展
1999年，汪康夫繼續上訴。那一年，汪康夫所在的蓮湖縣已經不再屬于吉安，而是劃到了萍鄉市，但結果依然沒有改變。萍鄉市中級人民法院的結果與吉安市人民法院相同，都認為當初的結果是沒有問題的，不需要更改。
汪康夫自然不能接受，2004年時他繼續上訴。這一次，萍鄉市中級人民法院干脆以“不是終審法庭”為理由，又把案子踢回了吉安市中級人民法院。吉安市中級人民法院又把案子推給了江西省高級法院，但汪康夫上訴后一直沒有得到回復。
2020年，汪康夫向江西省人民檢察院上訴。但兩個月后，檢察院就以“無法查閱原始案卷材料”為由，停止了審查。
2021年4月，江西省人民檢察院得出結論，仍維持原判，不做更改。被冤枉入獄以來，汪康夫已經從一位風華正茂的年輕人，熬成了一個白發蒼蒼的老人。更糟糕的是，他的身體也一天不如一天了。
2021年12月以來，79歲的汪康夫已經住了兩次院，情況不容樂觀。
汪康夫身患多種慢性病，在被冠狀動脈粥樣硬化性心臟病折磨的同時，還伴有房顫、肺部感染、胸腔積液和高尿酸血癥。就這樣離開人世，他不甘心，他想親眼看到自己沉冤得雪的那一天。
以他的身體狀況，想要再為這事奔波已經不現實了。好在他的小女兒明白，這件事對于父親來說有著多么重要的意義，她開始替父親上訴，希望能在父親去世前有一個好的結果。
為什么這個案子會如此的復雜，經過56年申訴也沒有結果？汪康夫的律師解釋了這個問題。因為時間過去太久了，汪康夫當時出獄就已經過去了6年，等到他找到證據開始上訴，十幾年的時間已經過去了。
當初關于這起案件，能夠找到的記錄本身就十分有限。過去了十幾年再想要取證，就更是難上加難了。強奸案本身又是很難鑒定的案件，所以古代都說“抓賊拿臟，捉奸捉雙”，以當時的科學技術，如果不是被抓個正著，留下關鍵性的證據，很難下定論。
之所以當時汪康夫會被這么稀里糊涂就判了刑，主要因為那個年代對于這種案件很敏感很重視，而且警方調查時采取的是“有罪推論”，即先認定你有罪，你沒辦法自證清白，那你就是犯人。
因為這樣的辦案方法，造成了很大的冤假錯案，所以后來我們國家針對各種案件，都采用了“無罪推論”，即先認定你是清白的，如果找不到關鍵性的證據，那你就是清白的，也就是所謂“疑罪從無”。
雖然國家的法律更健全了，法律的觀念也更進步了。但想要改變50多年前的結果，還是一個很大的工程。
好在國家對于當初的冤假錯案也很重視，江西省高等法院每兩年左右，就會對一個不公正的案件進行一次糾正。
此外，雖然已經過去50多年，但當初涉案的重要人員仍然可以聯系到，所以真的要追查，還是可以找到不少有用的線索的，相信汪康夫可以看到法律還自己清白的那一天。
有人說“正義可能會遲到，但永遠不會缺席”，也有人問“遲到的正義還是正義嗎？”汪康夫老人的遭遇，或許就是這個問題最好的答案。
當初我國會采用“有罪推論”，為的就是讓正義不缺席也不遲到，能夠盡快的還人們一個公道。如果汪康夫真的是會強奸學生的罪犯，那么第一時間將其抓捕歸案，并用法律制裁他，是規避嫌疑人進一步危害社會的最好結果。可如果他不是呢？
所以不僅是“受害者”的權益需要保護，“嫌疑人”的權益同樣也需要保護。受害者需要正義，嫌疑人同樣也需要正義。不能僅僅是因為想要一個所謂的結果，就置“嫌疑人”的權益于不顧。
這也是為什么很多在民眾看來已經鐵證如山的罪犯，也依然要為其請律師，讓他能夠表達，為自己爭取權益。我們絕不放過一個壞人，但也絕不錯怪一個好人。
法律的進步，就是為了不讓汪康夫老人的經歷再次發生。遲到的正義也是正義，但倉促的正義很可能就是邪惡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