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華人之光”貝聿銘以其耀眼的現代主義建筑獲得了普利茲克獎；1999年，“高技建筑先驅”諾曼·福斯特斬獲了這一建筑界的最高榮譽；2004年，“線條女王”扎哈·哈迪德成為了首位獲普獎的女性建筑師。
今年，“名不見經傳”的西非建筑師弗朗西斯·凱雷（Francis Kéré），用鄉間的黏土重塑了人們對于“建筑界諾貝爾獎”的想象。他的作品罕有五彩奪目的玻璃與金屬，全是西非鄉間的黏土；沒有天馬行空的曲線與弧度，只有實用的紅磚木柱和鐵架；沒有盧浮宮那般瑰麗壯闊，卻是當地人愜意的居所。
作為非洲第一位普獎獲得者，凱雷長期在充滿著限制及邊緣化的環境工作。他使用地域材料建造出了超出建構本身的現代建筑，以設計為錨點改變了社區發展方向，證明了建筑可以超出其使用功能，帶來不可忽視的社會影響力。他的作品映射出疲憊不堪的當下，那些執著的、珍貴的、還在堅守著的“英雄理想”。
“對我而言，建筑就是生活發生的地方，肩負著重要的社會功能。許多人聚焦建筑物本身，卻忽視了建筑所處環境的瞬息萬變。我們需要建造的居所，應該是一個可以相互慰藉、相互‘庇蔭’的地方，人們可以從那里獲得自豪感，以及持續的、鼓舞人心的力量。”凱雷在接受《每日經濟新聞》記者專訪時表示。
正如普獎評審團評價的那樣：“凱雷在極度匱乏的土地上，開創可持續發展建筑。他既是建筑師也是服務者，通過美麗、謙遜、大膽的創造力，清晰的建筑語言和成熟的思想，改變了地球上一個時常被遺忘的地區中無數居民的人生。”
弗朗西斯·凱雷 受訪者提供
成長，扎根貧瘠的土壤
1965年，凱雷出生在布基納法索的甘多。缺水、貧瘠構成了凱雷童年記憶的底色。“那時，我們整天為了食物和飲用水奔波。”凱雷說。
甘多村就像一個大的社區，居民生活淳樸，相互照顧，一起建造房屋。兒時充滿溫情與親近感的社區生活，后來深深地影響了凱雷的建筑理念。
在這個“往來皆白丁”的村莊，凱雷是幸運的——他是村長的兒子，也是村里第一批有機會讀書的小孩。七歲那年，凱雷便“背井離鄉”二十多公里去城里讀小學。在一棟水泥建造的教學樓里，100多名學生擠在狹小的教室，又悶又熱。
假期期間，凱雷回到家中，祖母會在光線微弱的房間講述古老的故事。“所有人緊緊擠在一起，房間里回蕩著祖母的聲音，也將我們包圍其中。她會招呼我們靠得更近一些，形成一個安全的所在——這是我對‘建筑’的第一次感知。”凱雷回憶道。
假期結束時，凱雷挨家挨戶告別。女人們掀起衣角，從口袋里掏出一枚貼身的硬幣給年幼的凱雷，這在當地文化中代表著祝福，也承載了全村對于凱雷有朝一日學成歸來的希冀。這一幕深深地印刻在了凱雷的腦海里。“她們一無所有，卻依然努力支持我的夢想。”凱雷說。
1985年，就像保羅·柯艾略筆下牧羊少年的奇幻旅程一般，凱雷踏上了前往歐洲的求學之路，在德國柏林勤工儉學。來自窮鄉僻壤的他，白天學習制作屋頂和家具，晚上則惡補課程。在經歷漫長的艱辛之后，凱雷在1995年得以進入柏林工業大學學習，并于2004年獲建筑學高級學位。
求學的艱難，凱雷很少提及。不過可以想見的是，巨大的文化及貧富差異，宛如一條巨大的鴻溝橫亙在他面前。無數個柏林的深夜，凱雷遙望著南方的蒼穹，感到身心俱疲，唯有返回家鄉、重建家園的夢想支撐著這個來自西非的異鄉人。
回到布基納法索，回到甘多村，回到沒有霓虹閃爍的地方，在那里建造起一座座如避風港般的學校，是凱雷最為樸素的夢想。在柏林讀書期間，凱雷廢寢忘食，通過不斷的宣傳募捐，終于湊齊了五萬美元。“我那時滿腦子想的，都是如何用這些錢在甘多建一所全新的小學。”凱雷說。
返鄉，建造地上的“烏托邦”
當凱雷欣喜地回到甘多，計劃用黏土建造一所小學時，卻遭到了大多數人的反對。
黏土本是當地窮人就地取材的建筑材料，很難承受雨季的暴雨沖刷，在當地人看來，既不耐用，也不“高級”。用黏土造房，聽起來簡直就像“烏托邦”。所有人都期待凱雷帶著歐洲先進的建筑材料和技術返鄉，凱雷卻主張用當地廉價的材料建造學校。“這就是你在歐洲所學的成果？”“用黏土建房，還不如下地干活。”一時，周圍的質疑聲四起。
怎么證明黏土的可行性？凱雷連夜用黏土砌磚搭了一個拱頂。天亮時，他站在頂上大喊：“鄉親們，相信我，一起干！”村民們半信半疑地走上拱頂，一邊試探著一邊走動，然后跑跳，最后對著凱雷大笑……
“通過混入一定比例的水泥，壓制成型，這樣的黏土磚不僅強度更高，還能有效地聚集和散發熱量，這比造價更高的水泥更適合甘多的環境。”凱雷說。
在凱雷的辛苦游說之下，全村的居民都被發動了起來，開工那天，男人們光著膀子搬磚砌墻，女人們頂著陶罐排隊支援……
人力問題解決了，但更多難題接踵而至。如何在帶走太陽熱量的同時，充分利用光線？怎么在沒有空調制冷的情況下，保持室內的涼爽和通風？凱雷因地制宜，設計出了一攬子的解決方案。雙層屋頂、熱質量、風塔、間接照明、交叉通風和遮陽室……這些臨時的、具有高度表現性的建筑詞匯便是他的核心策略。
在沒有其他現代化系統支撐時，凱雷結合傳統工藝，成功打造出了最“在地”的建筑。在凱雷看來：“很多知識和經驗，早就已經在這塊土地上了，你需要的只是去學習改進。”
事實上，讓全村人一起參與建設，寄托著凱雷更為長遠的目標：通過甘多小學項目，讓年輕人學習建筑知識與技能，并留在當地，幫助社區一起成長起來。
后來，甘多小學如同一個超級引力場，給當地帶來了許多積極的改變——村子里受教育的學生，從120人增加到700人；教師宿舍、校區、圖書館相繼擴建……凱雷認為，這一切都是“社區的力量”（The Power of Community）。
實驗，用建筑激活社區
甘多小學的成功，極大地影響了非洲那些遠遠被拋在現代城市建設之后的村莊。在凱雷眼中，“甘多小學是一座沒有西化的現代建筑”。
憑借這次探索，凱雷在2004年獲得了全球最具影響力的建筑獎項之一，阿卡汗建筑獎（Aga Khan Award for Architecture），這令他在建筑界聲名鵲起。
頂尖建筑事務所紛紛向其投來橄欖枝，各國投資人也向凱雷發出邀請，希望他能到歐洲從事一些大型商業建筑項目。面對眼前一地的“六便士”，凱雷最惦記的還是家鄉的月亮。他婉拒了投資人的邀請，回到家鄉，開啟了一場更為龐大的“建筑試驗”。
“甘多設計”初步奠定了凱雷的建筑理念——用最易獲得的材料及當地工藝，改善人居環境，激活社區，提升社區凝聚力。之后幾年，在凱雷的推動下，越來越多的“甘多設計”在當地推廣開來，并運用到小學、孤兒院、中學、專科學校、醫療中心……
就像當年那些從衣角掏出硬幣的婦女一樣，凱雷將他的所思所學，不遺余力地拋灑在這片土地。“我希望年輕人可以重返家鄉，讓社區重新煥發生機。”凱雷說。
與此同時，在布基納法索之外，肯尼亞、莫桑比克和烏干達等國家也紛紛效仿凱雷的建筑設計。非洲大地上，一個個封閉落后的社區被慢慢激活。
聚焦社區理念，凱雷的建筑設計展現出了對生物氣候環境的敏感性和當地特有的可持續性。
2010年，凱雷設計出“歌劇村”，用的依然是黏土、紅石、木材，這個規模更大、螺旋形結構的社區，包含了學校和醫療中心，讓更多孩子不需要背井離鄉就可以享受到更好的教育和醫療資源；2014年，凱雷又設計了舒爾格中學，學校的籬笆外墻既能保證陽光透過樹干照射進來，又隔絕了室外的酷暑；2021年，凱雷設計了肯尼亞“獅子”初創園區，使用當地采石場的石頭和堆疊的塔進行被動冷卻，盡量減少技術設備對于空調的依賴。
在凱雷看來，建筑需要適應該地區人民的需求及經濟狀況，通過就地取材和物盡其用，并對普遍的氣候條件作出反應，才能實現其可持續性。他向記者調侃道：“其實，我就是一個‘材料投機分子’（material opportunist）。”
凱雷清楚地意識到，建筑不是一個產品，而是一個過程，他的建筑是與社區居民共同完成的。地域性材料、融合的建造方式及本土化實施過程共同構成了他的“建筑試驗”。
“我希望在建筑的初始階段，社區居民就可以參與進來，建筑與其所在的土地、土地上的人緊密地聯系在一起，才能產生長遠的、撼動人心的力量。”凱雷告訴記者。
前路，為在地文化發聲
西非的成長環境與歐洲的求學經歷令凱雷對于文化及社會環境保持著高度自覺的敏感性，這種敏感性貫穿了他的建筑理念。他希望跳脫舊有的體系，探索出一套適合非洲的建筑語言。
在凱雷看來：“在建筑領域里，我們一直面臨這樣的挑戰——西方的水泥、玻璃建筑充滿了吸引力，并成為‘統治性’的存在。許多建筑師都想投身于建造那樣的建筑，但現實情況是，我們的資源和環境無法承受。”
凱雷坦言：“如今，‘綠色建筑’這類詞匯較為熱門，但很多人并未真正實踐過，實際上，什么也沒改變。這樣的做法，不僅錯誤而且危險。”
在全球化和商業主義的浪潮之中，凱雷就像是推著巨石的西西弗斯，不知疲倦地將西非在地文化一次次地推到陽光可以照耀到的地方，又時而發出“沉悶的低吼”。
“我們生活在一個全球化的時代，在巨大的復雜性與多面性之下，許多在地文化面臨‘失語現象’。只有足夠充分交流互鑒，不同的在地文化才能求同存異，發出其聲音。”凱雷告訴記者。
他憂心地指出：“現代建筑面臨巨大的挑戰，諸如人口增長、資源短缺、氣候變化……我們需要以更加深思熟慮、更加創新的建筑去應對。”
如今，凱雷的作品早已走出了非洲，擴展到丹麥、德國、意大利、瑞士、英國和美國等地，包括各種臨時和永久性建筑，并植入了濃郁的西非文化意象。在科切拉谷音樂藝術節，凱雷建造的藝術裝置Sarbalé Ke是以其母語比薩語命名的，意為“慶典之家”，其設計受空心的猴面包樹形狀的啟發。
在英國倫敦的蛇形畫廊，其中央結構取自大樹的形狀，外圍蜿蜒曲折、互不相連的墻體由三角形靛藍色模塊組成，而藍色在凱雷家鄉的文化中是象征力量的顏色，也是兒時穿過的藍色波布服的顏色。
凱雷一次又一次地追本溯源，回歸故土之根。其建筑設計與環境高度互動，在傳統經驗、低技術、高技術和復雜多元的在地文化之間實現了個人化的平衡。
縱覽普利茲克獎近20年的獲獎者，凱雷與雷姆·庫哈斯、雅克·赫爾佐格及德·梅隆一樣，堅守傳統文化并對其創新，唯一或許也是最大的差異在于——凱雷所處的環境，其貧困程度，其惡劣程度，遠超常人想象。
在中國當代知名建筑師王澍看來：“今年的獲獎者，并不僅僅是一個非洲建筑師，而是一個走出了全球化的藩籬，帶著更加開闊的視野，真正返回地方性的建筑師。”
冰冷的磚石之外，疲憊的生活之中，年近六十的凱雷仍不斷實踐著自己的“英雄理想”。他告訴記者：“獲獎對我來說是巨大的榮耀，是一份激勵，也是一份責任，我將繼續堅守此前的信念，帶著能量，奮勇向前。”
每經記者 謝陶 每經編輯 唐元
責任編輯：Rex_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