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東坡像 （局部，趙孟頫繪）
蘇東坡《念奴嬌·赤壁懷古》中有一句，“羽扇綸巾，談笑間，檣櫓灰飛煙滅”，描寫的是周瑜舉重若輕、指揮若定的瀟灑姿態。然而，其中提到的“羽扇綸巾”，從古至今的普遍看法卻并非周瑜的常備行頭，相反恰恰是“氣死”周瑜的冤家諸葛亮的代表裝束。東坡先生這樣寫，似乎跟讀者開了一個大大的玩笑。
(資料圖片僅供參考)
“羽扇綸巾”并非諸葛亮的專屬
羽扇很直觀，不必細說，但什么是綸巾，現代人很難想象。明代百科式圖錄類書《三才圖會》中講到“諸葛巾”時，是這樣描述的：“諸葛巾，此為綸巾。諸葛武侯嘗服綸巾執羽扇指揮軍事，正此巾也。因其人而名之。”至此，看似把綸巾的所屬問題坐實了。
但是，綸巾作為一種首服，是否就因為諸葛亮曾經佩戴，一定不會出現在周瑜的頭上呢？這樣的結論未免太過武斷。事實上，東漢末年以及三國兩晉時期，在貴族名士中間的確興起了戴巾的潮流。
按照《晉書·輿服志》的記載，袁紹就喜歡頭戴縑巾（雙絲細絹制的頭巾）指揮作戰，公孫瓚、孫堅等也都有戴巾的傳說。照理這些人都是軍事領導，帶兵打仗應該頭戴武冠，戴巾是一件反常的事情。然而，潮流之下的反常不會遭到指責，甚至會受到贊美。
蘇東坡生活的年代比《三才圖會》的作者更早，這位大才子的見識也遠遠高于普通人，所以更為合理解釋是，在那個年代，綸巾并非諸葛亮的專屬，完全可能出現在周瑜的頭上。蘇東坡寫詞的時候，世上并無《三國演義》，用羽扇綸巾表現周瑜的瀟灑，當然沒有異議。只是從明代開始，由于小說的刻畫，諸葛亮的形象更加深入人心，這份榮耀才專屬于他，周瑜的首服則畫成了另外的樣子。
巾、冠、帢，古人的“頭等大事”
古代巾和冠的主要區別是：巾多是軟性材料為主體，冠則多為硬質材料；巾可以直接戴在頭上，既不需要加貫穿發髻的簪子，也不需要用纓在下巴處打結固定——而絕大部分冠少不了這兩個部件。所以，如果看到諸葛亮的畫像或雕塑上出現了簪、纓，說明創作者的理解出現了錯誤。
“東坡巾”引領宋代時尚
蘇東坡寫下“羽扇綸巾”，說明他內心對巾有一種認同。以他的豪放性格、跌宕人生，還有巾的親民屬性，幾乎注定會喜歡這種首服。在宋代引領時尚的“東坡巾”，就由他創意成形。
《三才圖會》中寫道：“東坡巾有四墻，墻外有重墻，比內墻少殺，前后左右各以角相向，著之則有角介在兩眉間，以老坡所服，故名。”這說的是，東坡巾的主體是個高桶，有四個角；在高桶之外有圍墻，要比高桶低一些；高桶的前后左右各有角，戴的時候一定要有一只角處在兩眉之間。
據說，東坡巾是蘇東坡在監獄里制作的，因為身為囚犯，不能再穿戴官服，所以制作了一款新的巾。當然，蘇東坡的真實意圖已無從知曉，那個時代的審美也跟現在不同。現代人確實不容易看出這頂東坡巾有什么過人之處——不過是外圓內方、中規中矩嘛。
但，真是這樣嗎？蘇東坡的個性被監獄生活磨沒了嗎？我們不妨再用現代思維對東坡巾做一些分析。
首先，東坡巾的形狀，其高桶很高并且方方正正。我們假設這個內桶象征了蘇東坡本人，方正、高聳、棱角正對前方，這一點很容易理解。其次，在高桶之外有一圈圍墻，可以理解為想要禁錮住蘇東坡的監獄，但蘇東坡的豪放個性和曠世才華怎會被一圈圍墻所禁錮？于是，圍墻被高桶撐破，形成了缺口，仿佛是他的思想沖破牢籠。
這樣理解，未必是蘇東坡的本意，但這樣理解，能讓我們看到蘇東坡的才情、風骨、靈性、智慧。
東坡巾一誕生就受到很多人的歡迎，他們可能只是在乎款式與眾不同，可能是因為崇拜蘇東坡的名聲，但一定也會有人是理解了東坡巾背后的涵義卻心照不宣，只用行動來欣賞和呼應，作為精神的支持和心靈的安慰——這樣的人，就是傳說中的知己。
回望歷史，我們也許能夠明白祖先在他們所處情境之下的選擇動機，以及選擇所帶來的文化影響。(李任飛)（摘自《中國青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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